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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葬里的人间镜像

0次浏览     发布时间:2025-07-07 08:09:00    

霍雨丰

●广州这些数以千计的墓葬,其选址、布局以及随葬器物,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生死观念,并折射出其生前场景,是活脱脱的人间镜像

广州古称番禺,自秦建立任嚣城以来,便一跃成为秦汉时期全国的著名都会之一,之后也一直是华南地区的郡治、州治、府治所在地,城市中心历两千多年而不变。自新中国成立后,伴随着广州城市基础建设,先后发现了南越王墓、南越国宫署遗址、南汉二陵等重要遗迹,在城市周边考古发掘了大量从秦至清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臣民墓葬。这些数以千计的墓葬,其选址、布局以及随葬器物,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生死观念,并折射出其生前场景,是活脱脱的人间镜像。

墓葬被视为逝者的居所,其选址备受重视。如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,将陵墓选择在北高南低的城市北郊象岗山上,凿山为陵,背山面水,风水极佳。就在这一时期,以南越国宫署为中心的番禺城,周长十里,城南外是宽阔的珠江,西、北、东边则尽是岗峦起伏之地,这些山岗成为番禺城臣民离开人世之后的葬所。其中,东北郊一带是西汉南越国臣民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地方,且严格划分了南越国不同等级官吏、平民、家族的墓地,主要分布在淘金坑,华侨新村的蚬壳岗、玉子岗、竹园岗,以及邻近先烈路的下二望岗、麻鹰岗等地,每一座山岗的墓葬尊卑有序自岗顶向岗腰排列,充分体现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思想。

墓葬的选址还反映了广州地理格局的变化。两千年前的珠江河面十分宽阔,番禺城民主要生活在“河北”一带,“河南”一带整体地势较低,多为滩涂之地,不宜居住。西汉晚期,随着珠江水平面下降,以及人口增加和舟楫发达等因素,番禺城民活动范围向南扩展,在今海珠区的小港路、前进路、晓港、康乐村、南石头一带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,见证了两千年前“河南”的开发。广州城市中心两千余年一直未变,在国内外城市发展史中甚为罕见。广州考古发现的唐宋明清墓葬,有不少层层叠压在年代更早的墓葬之上,如位于广州城北郊偏东的横枝岗,这片区域地势较高,周边是连片的山岗,加之离城市中心距离适中,此处发现自汉至清的历代墓葬,是广州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。

墓葬的结构布局是墓主和那个时代的生死印记。以广州汉代墓葬为例,早期多是木椁墓,晚期大量出现砖室墓,但不管什么材质,都坚持了“前堂后寝”的分布格局,是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观念的反映。又以南越王墓为例,其前室为礼仪空间,相当于墓主人的会客厅,东耳室为宴乐场所,西耳室为珍玩宝库,主棺室象征南越王寝室,东侧室是嫔妃后宫,西侧室是仆役之所,后藏室则存放美食美器,整个布局形成“前朝后寝”的特点,还殉葬了宦者、夫人、乐师、奴仆等15人,犹如南越王的地下宫殿。东汉时期随着砖室墓开始流行,祭祀仪式从墓外转移至墓内,墓室前堂成为祭祀空间,生者要为逝者举行仪式;根据《仪礼》,从死亡到入殓包括了讣告、吊襚、沐浴、小敛、大敛、成服、祭奠、明器陈设等环节。广州唐宋时期的墓葬,在继承汉代结构的基础上,更为注重陵墓之上地面建筑的布局,广州番禺小谷围发现的南汉德陵、康陵,是五代十国中首次发现的陵园建筑,其圆丘形陵台形制独特,为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例。位于桂花岗的先贤古墓,自唐代开始埋葬艾卜·宛葛素等先贤和历代伊斯兰传教士,内陵为一座方形圆顶的“拱拜尔”式阿拉伯建筑,旁边则有广府样式的拜殿、方亭等房舍,体现了阿拉伯与中国的丧葬习俗相结合的特点。明代规模较大的墓葬,地面还设有神道、祭台、石刻、坟圈等建筑。

随葬品是墓葬文化的核心。秦汉时期的岭南,正处于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,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极其丰富。广州汉代墓葬和中原一样具有“厚葬”的特点,是汉代“以孝治天下”的具体体现。这一时期随葬品涵盖饮食器、生活用器、兵器、生产工具、乐器、车马器等,蔚为大观。新石器时期先民对魂魄的概念已有系统的认识,汉代上层贵族更流行以玉殓葬的葬俗,认为“金玉在九窍,则死人为之不朽”,以玉璧引导灵魂升天,又以玉衣、塞玉保护肉身和精气。从汉至晋南朝时期,可能受道教、佛教和玄学思想的影响,以及社会结构的动荡和变化,丧葬模式从厚葬向薄葬转变,奢华繁复的配饰已不多见,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器,以及彰显广州太平安康的吉祥语铭文砖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佛教的传入,以及南朝诸帝对佛教的推崇,对民众思想包括生死观念都有较大影响,因此墓葬出现具有佛教元素的纹饰和器物。有趣的是,从汉代到清代,许多墓葬都出土了一种阴间的“地契”——买地券,其内容包括某年某月某日墓主花钱买阴间之地,经手人是谁,证明人是谁,凡此等等,是生人为亡人向阴间购买阴宅的重要凭证,反映了强烈的冥府观念和道教信仰。唐代大规模出现墓志,这是一种放在墓里记述逝者生平事迹及歌颂辞文的石刻。宋代及以后广州考古发现的墓葬数量不多,这或许与火葬盛行有关,施行火葬的人涉及不同阶层,但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流意识对于生死问题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。

“生,人之始也;死,人之终也。”有赖于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探索,那些埋藏在黄土之下的一段段人间缩影重新跃入眼前,这些人有的有名有姓,但更多的是无名之辈。一个个墓葬,也是一段段生命叙事。无论是开展历史研究还是文物考古研究,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,以及对人的思考。

作者系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